事情的起因就是那分『明星捐款榜』，榜上很多明星因为其在这次赈灾捐款中寒酸的表现招

来了民众的攻击。其实这种情绪很好理解，自由经济短短十几年就迅速摧毁了毛泽东和其同伴

建立的准绝对平均社会(这项成果并非时免费的，而是在砍了无数地主资本家的脑袋之后才换来

的)，高速经济发展带来的极大贫富分化已经在中国社会阶层之间划下深深的鸿沟，而由于法律

不健全和政治权力的不受制约，中国目前很多富人阶层收入的合法性及合理性都是受到其他公

民质疑的。这样的贫富分化和收入合法性、合理性问题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中国目前富人阶层

和一般大众之间敌对心理与日俱增，而明星因为其工作特性有成为了富人阶层中及容易被关注

的群体(其实从收入上来看，他们仅仅是处在富人阶层的底层)，就是因为他们这种台前效应往

往成为了民众发泄仇富情绪的对象。而这此赈灾就成为了很好的导火索，在民族为难面前任何

被认为“有违国家、人民利益的行为”都可以“合理的”成为打击对象。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

，国家人民有难，不慷慨解囊，尤其是富人，就会被很自然的认为是一种为富不仁甚至是残忍

对待同胞的行为。那么用民族主义的道德大棒狠狠的挥舞在他们的身上就成为了每一个有良知

的中国人无可后非行为。

   但是请大家冷静一下，我们好好的重新来看看这里的关系。造成中国目前的贫富分化问题不

在于富人阶层没有用自己的收入去做福利事业，而是在与我们的税收机制没有很好的起到二次

分配的作用缓和因为自由经济带来的收入差异。如果你要质疑富人阶层的收入的合法性和合理

性，我们首先要思考的是我们是否有健康的法律体系抑止经济活动的不法行为以及完备的税收

机制确保依法纳税。而这些都是我们用我们的税收养活的国家公务员应该完成的工作，我们为

什么不去质疑他们是否进到自己的义务反而去舍本逐末；相反，如果我们没有证据去证明其收

入的非法性以及该对象交纳它应尽的税收义务，那么他们的收入就是合法的且受到法律保护的

，对于他们来说，如何支配自己的收入就成为了他个人的问题，其他人是没有任何权力来干涉

的。况且，即使按照救贫富弱的社会责任来说，已经在交纳的税收过程中完成了，温家宝以表

示国家财政将拿出700亿用于这次地震的救灾工作，难道这700亿不是来自于每个社会公民依其

交纳税收吗？如此以来是否以及如何将自己的合法收入用于这次灾害完全是处于每个人的个人

选择，无论是在法理还是在社会道德上都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改革的一项巨大成就就是尊重

个人财产的合法地位，相反在改革30年后，我们又用所谓的社会道德来干涉他人的财产支配权

，究竟错是在谁的身上？难道我们真的是希望回到那种一起财富都由集体支配的人民公社、社

会主义大锅饭的年代？

   对于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既然是一种的社会的产生，一种社会公民的心理需求，我不能也没

有理由否定它存在的权利，更不能抹煞其积极性。但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激情的存在，它确

是很容易被权力，尤其是政治权力导向的。如果是一种激情，那么它很容易抹煞掉人们的理性

思考，因此人们在对于是非曲直的思考过程中就不再会依靠理性分析进行判断，而仅仅是简单

做“我们”或“他们”这样的类别判断，支持一些“我们”的决定，反对一切“我们的敌人”

的一切，只论亲疏不论对错。更可怕的是，这里“我们”的概念很容易在政治权力有心经营下

而偷换掉，“我们”的群体利益、民族利益亦或国家利益只能沦为少数的集团利益的掩饰。在

集权主义社会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在初级的民主社会，这种作为意识形态激情存在的民族主义

都是公民社会的大敌。

    一个身边的例子就是台湾，很多人希望简简单单的嘲笑刚刚建立的台湾选举民主的荒谬，

其实他们难道不是和我们同病相怜？在过去的八年时间里，尽管民进党政府就执政来说毫无建

树，但是依靠打着“台湾族群利益”的照排确依然能够无所不能（这种族群利益，其实就是民

族主义在地方的缩影）。通过这种毫无实质内容的“爱台湾”的干嚎，就足以蒙蔽广大民众对

于台湾社会发展的理想思考，而任何对此提出异议的人，都会轻易地被“不爱台湾”(类似我们

话语中的“叛徒”“汉奸”)打到。不过我还是相信，在一个开放、自由的社会，公民是能够学

会民主的技术、理性的思考，08年选举的结果就是一个希望。

     还是回到我们自身的问题，大家似乎不会忘记，不久之前圣火传递中的不愉快很快导致了

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更在当局的推波助澜下发展成为了全国性的抵制运动，而这种“爱

不爱国”的论调还不是一样成为了保证高度社会一致性的道德大旗，哪怕是稍微对抵制提出意

义，甚至居民的购物行为都会被打上“叛徒”“汉奸”的标签，而成为“全民”围剿的对象。

但是好景不长，当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展到了被某集团视为“不和谐”因素的时候，则马上

招到了无情的打压，所谓了轰轰烈烈的“五一”抵制活动也在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的全方位围

剿中寥寥收场。尽管我从开始都不认同这样的行为，但是我笃信伏尔泰的明言“我不同意你的

每一个字，但我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力”，我依然为这些民族主义者权利被剥夺感到不公，我

也向问一问他们每一个人，当你们自身的话语权被剥夺的时候，是否为以往打压他人的话语权

而后悔？回到我们的重点，这样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一样是造就就社会的高度团结，大家都在一

种狂热中宣发自身对于国家民族发展鞠躬尽瘁态度，难道这样的热情能够将真的将中国带入强

大？不论其对错与否，至少它并不坚实的，那种虚假的社会统一如此脆弱的，仅在当局稍微表

态一下就潜藏匿迹，就凭这一点，你说它如何能够在漫长的民族发展中经受时间和挫折的考验

？所以，在我看来，民族主义不仅中国，哪怕在世界很多地方，只是工具，当需要掩盖更严重

的社会矛盾转移视线，或者亦全民利益为接口践踏少数群体利益的时候，它就会屡试不爽的拿

出来，当在用过之后，就会被如同一张厕纸样扔掉。

 

   就算我不用联系以往的中国事实，仅就这次赈灾过程中“泛道德”肆虐也是具有很大的虚伪

性－选择性失明。一方面这些卫道士表现出悲天悯人崇高，借着指责公众人物冷血而表现出自

己是如何关怀灾区人命的生命，但是对于那些真正危害到灾区人民生命财产利益的人、事确看

不到他们发出任何的异议。

   在当地政府花掉12亿财政去建造豪华的政府大楼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不去指责一下这些人民

交纳的税收为什么没有被利用到缓解底层民众生存压力的政策上？在看到那些在受震地区倒塌

的楼房要么不是学校要么就是底层人口住房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看到他们质疑一下建设局与土

地局的官员没有没有在安全问题上尽到自己的责任？在看到国家在灾害发生头几日对于救灾工

作手忙脚乱的时候，怎么没有看到他们质疑一下中国政府是否有必要建立一套长期的灾害防治

救援体制？当他们将关心重点放到别人捐了多少钱的时候，怎么没有看到他们出来问一问，中

国负责管理这些善款的机构是否有能力合理运用这些资源到灾民身上，敦促建立透明的监督机

制？当目前的新闻被要求以“救人”为报道主体，不断以刷新生命记录为“喜”的时候，怎么

没有看到他们思考一下，为什么许多慈善救援机构被延缓多时在耽误了黄金72小时之后才被允

许进入灾区，因此造成了妄死的群众和那些寥寥几个奇迹式存活的灾民谁更重要？而在灾区不

断爆出救灾物品被挪用和贪污，进而引发多起群众性事件的时候，怎么没有看见他们继续追究 

此事，而是在所谓的官方答复出来后选择沉默？

  我不认为对于政府的批评和意见能够给目前的救灾工作带来什么所谓的阻力，相反这样反而

能够帮助政府不断检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便更能够服务灾区群众。而对现实的问题不闻不

问，才真是对弱者的不仁。
  
  心胸宽阔的接受批评和意见，才是真正勇者和智者所谓。这个道理，早在60年前，某为伟人

入京之前对于“跳出中国历史怪圈”思考中领悟到，但是没有制度的保证，领悟到这点不代表

他就能做到这一点。

   良好的社会道德的构建是否能够帮助中国重新走向繁荣与富强？毫无一问的是，任何一个社

会如果要持续发展进步下去，其公民的必定是善良、诚实、互相关爱的，这样公民道德形成的

社会团结将是社会繁荣与富强的永久动力。但是，现代社会的有机团结并不是社会的高度统一

，如果依靠某种意识形态激情（这其实更本就是不是含在公民道德范畴之内）实现的社会一致

性，只是简单粗暴的将社会矛盾压制，这样做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将更大的问题留给了以后，

造成恶性循环，使得本可以和平解决的问题之后依靠暴力手段完成。

   让我们还是回到道德问题，两千年的思想改造似乎使中国人产生这样一种错觉，个体行为所

造成的社会效应的好坏应该更多地有个体内心世界决定，而不被所处的客观环境所影响，即发

展出了我们民族经典的“道德至上”理念，道德高尚的君子不会因为客观环境而走向堕落，他

的所作所为必定会造福大众，而心灵败坏的小人也不会在客观环境中升华，他的所作所作为必

定贻害众生，当然道德的教化可以使介于君子和小人之间的群体获得益处，是他们接近君子。

但是这里有一个难题，一个人的行为是否违反法律很容易通过社会事实来判断，但是一个人的

道德是否高尚到君子的地步确很难作出判断，即便孔子也没有想出很好的衡量方法，因而，中

国的士大夫无法断定自己究竟是无暇的君子还是可以被拯救普通人，只好以不断研读经典来保

证不可里君子的境界太远。可是历史事实是，在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的时候，这种道德教

化从来没有使得中国的官场摆脱污浊之气。想象那些贪污腐化的官员，那个不是在考察儒家学

说的科举制度中选拔出来的保学之士，在他们的对于经典的阐释之时如何不是在展现明他们道

德上的高尚？所以这种“以德治国”理念，从来没有代给中国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相反在这

种道德面纱下不断的积累的社会矛盾。

   更重要的是，既然道德作为一种统治之术的存在，它被权力操纵之后必然感染上权力所希望

的东西，更能为其所用。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其实对于道德高尚与否的凭借，最终被

简单划归在“忠”这个落脚点上，对于统治者来说，终极道德，或者道德中最不可以被逾越的

信条，就是对统治者的忠诚。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中国古代皇帝对于其臣民惩罚最重的罪名

就是谋逆。

   既然有这样的传统，这样一套统治的权谋之术可以上重新包装之后为新的国家机器所利用，

比如“忠孝节义礼仪廉耻”可以重新包装为“无产阶级道德”，对与皇帝的效忠可以包装为，

对于人民国家，甚至某为领导人的绝对忠诚。通过如此，而很快造就了全体社会公民的高度思

想统一，而中国的社会团结度也曾一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处于权力中心的人物可以很容易

运用这样的团结，以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名义，给需要的对象划上悖逆“无产阶级道德”，清除

被他视为威胁的内部敌人和扫灭一切来自社会的异端。而当中国处于这样一个状况的时候，中

国公民道德是否处于健康的状况？我不这么认为，而且正是在这样一种以“多数人”为旗号的

暴政下，人类的亲情、关爱、信任、诚实、尊严受到最严重的践踏。可笑是，这样如此强大的

暴政又是如此的脆弱，仅仅就在伟人撒手人寰后的短短时间内，这种通过绝对忠诚建立的“社

会统一团结”被轻而易举的碾成粉碎。
   “以德治国”的具体形态可以在权力的斗争中被摧毁，可是它的幽灵确潜伏在每一个接纳中

国文化的人身上，一旦有时候的外部环境就会死灰复燃。

   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我并不是否认公民道德作为社会润滑剂的作用，但是我极力反对国家

权力干涉到公民道德的构建中。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治理，就是对权力的管理，从权力的授予、

运作到监督必须严格的依照程序，而并不用过多询问执行这些过程的人员的道德人品如何，国

家需要做的，而且需要耗费很多精力去做的，就是保证权力行使的每一个缓解是否复合全体公

民意志体现即宪法的精神。建立一套良好的法律执行和监督体系才是国家良性运转的保证，依

法治国的真正含义，是宪法一起衍生出来法律才是衡量一切权力行为的准则，仍和一个政党都

不以凌驾于法律至上。
 
   而对于良好公民道德的构建，则交由社会去自行形成，国家只要保证公民社会的平等自由原

则就可以了。在此基础上，不同的价值观得到碰撞和融合，主流的价值形成以保证社会发展方

向，同时也不会挤压边缘性价值的存在空间。

 

   总而言之，中国是否能正的成为和谐社会，关键在于以平等自由为原则的法律体制的建立和

以关爱和诚信为原则的道德体制的形成，而国家需要介入的只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它更加不能

通过政治权力去驱使某种意识形态激情形成，以此激情而置换公民道德，从而以一种思想的高

度统一带来社会的僵化团结。真正的社会团结是在保持社会多样性上、以社会关怀和社会信任

建立的有机团结。

 

        2006世界杯的小组赛已经进入第二轮，虽然没有看完所有的比赛，但是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世界足球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我们已经很难预测所谓的传统强队和世界杯新秀之间的比赛结果，这样的一种变化使得比赛更加精彩，悬念更扣人心弦。面对巴西这样的世界冠军，澳大利亚尚能给巴西的门前造成不小的威胁，而巴西队也只是到了下半场过半打入第二球的时候才算完全掌握了比赛。加纳队虽然在第一场0比2负于意大利，但是整个比赛的场面上加纳队并不太丢面子，更让人难忘的是，第二场面对捷克队他们居然能够2比0顽强的拿下了捷克队。我们不能忘了韩国队，谁能够想到他们那种永不放弃的精神终于在比赛还剩10分钟的时候1比1逼和了法国队，延续了蓝色军团98年以后世界杯不胜的恶梦。

       世界足球这样的反展趋势应该得意于职业足球的全球化，能够进入世界杯的球队，可能他们本国内部的球赛水平不尽人意，但是国家队的队员都或多或少的能够在欧洲高水平联赛中得到锻炼和成长。这样的一种借鸡生蛋的方式，使得很多国家能够很快的拥有一批世界级的球员。我们在欣赏这些在国外打拼的球员的同时，也不得不钦佩这些国家俱乐部将人才送到更适合他们发展的场所。

      写道最后，我不得不回顾一下世界杯的历史，世界杯上唯一没有依靠势力，完全凭运气去玩了一圈的球队，也只有中国队了。